社区养老院欲做“临终关怀”遭围攻 业主敲锣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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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0-28

对他们来说这没什么呀,只不过就是救护车会来把这些走向生命尽头的老人接走事实上,中国临终关怀事业的起步并不算晚。 早在1988年,天津医学院就成立了我国第一个临终关怀研究中心,并随即筹建了第一个临终关怀病房。

然而,20多年过去了,临终关怀在中国的境遇却仍显得十分坎坷。

中国人对这个特别的恐惧和忌讳,不愿意谈这个死字,当然也不会愿意看老人临终的样子。 张雪梅是一家推广日式养老服务的机构负责人,她清楚地记得,曾经有一位老人在自己开办的社区养老机构里去世,结果两个年轻护士吓得几夜没敢回宿舍睡觉,而张雪梅则决定,必须向邻居们隐瞒这件事情。

这与她在日本的感受完全不同。 这个曾经在日本生活过20多年的中国人记得,在日本,一些养老机构会设有少量的临终关怀床位,而这些机构大多都建在住宅区附近,这样更能方便家人探望,有的日托所性质的养老机构更是直接建在居民楼里面。

对他们来说这没什么呀,只不过就是救护车会来把这些走向生命尽头的老人接走。 张雪梅记得,在市区里开车的时候,经常能看到马路边上立着一个大牌子,写有举办葬礼仪式的标识。 日本人把死亡看做人生中的一个阶段,一个每个人都要走过的阶段,他们可以很淡定很平静地谈论死亡。 在张雪梅的印象里,在日本的养老或者中,一个老人去世了,其他老人会一起为逝者举行送别仪式,每个老人手中都拿着一支鲜花,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轻轻献给离世的老人。

当然,运走老人的遗体时,我们会尽量避开他人的视线,选择特别通道走,但这主要是从不打扰别人的角度考虑。

张雪梅说。

相似的情况还出现在英国。

上海新华医院肿瘤科副主任沈伟在英国考察时发现,专业的临终关怀机构,一般会放在离社区十分钟左右车程的地方,这主要是从车子进出方便、不扰民的角度考虑,跟我们这种忌讳是不一样的。 沈伟说,英国人对死亡的态度用一个细节就能表现,在小镇上,公墓往往会占据社区里最好的位置。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呼吸治疗科主任成文武被称为上海送走病人最多的医生。

在他看来,有临终关怀服务的机构在各地遭遇观念上的阻力,本质上的原因在于缺乏对死亡的尊重。 人家都是从童年时期就开始接受系统性的死亡教育。

成文武曾看过一本外国童书,叫做《当爷爷变成了幽灵》,讲的正是大人如何教小孩子正确面对老人的去世。 资料显示,在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死亡教育的课程从上世纪70年代就已进入中小学。 即使在同样忌讳谈论死亡的香港,有关死亡的选修课也已进入高等院校。 一位长期服务于老人的香港社工记得,2006年左右,几家香港NGO同时发布了关于善终服务的报告,其中一个发布会更是直接在殡仪馆里举办,感觉像是一个转折点,后来相关的服务和讨论都开始慢慢增多,整个社会像是打破了一个禁忌,死亡也不是不能谈的了。

而在国内,类似的课程还停留在医学院的选修课中。 在北大医学部教授王一方看来,正是因为缺乏这种教育,死亡才无法脱敏,我们对于那些临终者浑浊的眼神过分地消极,这其实是对死亡特别的歧视。 每一个人都会面临生老病死,这是生命的必然过程,每个人都有可能遭遇这样的情况,而谁都不想被遗弃。

在这个经常在课堂上谈论死亡的哲学教授看来,让每一个将死的人获得善终,这其实应该是整个社会做出的承诺,也是那些健康者对于同伴的一种责任。